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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格主张多样化:袁枚认为各个时代作者的遭际性情不同,诗的内容、形式、风格等应多样化,不能强求划一。
他强调学习古人但不能忘掉“有我”
,评论诗歌应兼学各体,根据内容考察表现形式是否适宜,反对强调某一种风格而排斥其他风格,这对于打破诗歌理论上的门户偏见,提倡创作风格多样化意义重大。
强调诗贵性情:袁枚认为评论诗的优劣主要看是否具有真性情,强调创作主体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,真挚、坦诚、不矫饰。
他提出“诗人者,不失其赤子之心也”
,认为诗中要有诗人自己的亲身感受和鲜明个性,能表现真实感受和个性特征的就是好诗,“性情”
是诗歌的根本,其他如音韵格律、语言风格等“恰到好处”
即妙。
此外,性灵说还主张诗的表现形式要新鲜灵活,评论诗歌应以“工”
“拙”
为标准,而不以“古”
“今”
为标准,对于古代作品要“学”
而后“变”
。
二、词作的精神内核:家国之痛与英雄情怀
抗金复国的时代主题:南宋偏安江南,辛派词人以词为“剑”
,直击现实。
辛弃疾《菩萨蛮?书江西造口壁》“西北望长安,可怜无数山”
借山水隐喻失地难收;刘过《六州歌头?题岳鄂王庙》以“笑区区、一桧亦何能,逢其欲”
痛斥秦桧误国,将词的抒情功能与政治批判结合。
英雄失意的悲剧意识:词人多有报国无门的经历,词作常交织豪情与悲愤。
辛弃疾《摸鱼儿?更能消几番风雨》以“长门事,准拟佳期又误”
的典故自比,借美人迟暮喻壮志难伸;刘克庄《贺新郎?九日》“老去逢春如病酒,唯有愁堪诉”
则以衰老之身反衬抗金理想的幻灭。
三、艺术特色:豪放风骨与多元手法融合
风格:雄奇壮阔与沉郁顿挫
善用宏大意象与历史典故营造气势,如辛弃疾《南乡子?登京口北固亭有怀》以“千古兴亡多少事?悠悠。
不尽长江滚滚流”
的时空交织,写尽历史沧桑;
亦不局限于“豪放”
,部分词作兼具婉约细腻,如《青玉案?元夕》“东风夜放花千树……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,灯火阑珊处”
以元宵灯景隐喻孤独坚守的品格。
手法:以文为词与雅俗兼融
突破词体“小道”
局限,将散文句式、议论入词,如陈亮《念奴娇?登多景楼》“因笑王谢诸人,登高怀远,也学英雄涕”
以议论评点历史,打破传统词的含蓄范式;
吸收民间语言与俚俗意象,辛弃疾《鹧鸪天?戏题村舍》“青裙缟袂谁家女,去趁蚕生看外家”
以田园生活入词,兼具雅趣与通俗。
四、文学史上的承继与革新
对苏派豪放词的发展:苏轼词多写个人襟怀(如《定风波》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
),辛派则将豪放风格与家国命运深度绑定,使词成为“抚时感事”
的载体,刘熙载《艺概》称“苏、辛并称,然两人绝不相似。
稼轩之词豪,苏之词旷”
。
对南宋词坛的影响:刘克庄、刘辰翁等后期词人延续其风格,刘辰翁《永遇乐?璧月初晴》借元夕抒亡国之痛,被评为“词史”
;但部分作品因过度议论、用典堆砌,也被批评为“掉书袋”
(如王国维评辛弃疾“用事太多”
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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